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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端智库”献策 把脉前海未来

发布时间:2020-08-28 14:35 来源:南方日报 【打印】

  8月22日-23日,“国家高端智库看前海”活动在深圳前海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国内19家智库机构的20多位专家,从粤港澳深度合作、创新驱动发展、党建引领等多个维度,对“前海模式”进行了深度分析与解读,建言献策前海发展。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长田夫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平台,前海从滩涂起步,十年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实现快速度、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画出了一幅“最美最好的图画”,形成了“前海模式”。“国家高端智库看前海”活动是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集聚智慧力量推进前海开发开放,前海十年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实践,也将为智库开展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理论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案例支撑。

  “期待高端智库和专家学者为推动前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前海开发开放提供前瞻性研究建议,推动前海在支持香港繁荣稳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前海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前海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慧,为深圳建设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先行示范区现代化城市标杆凝心聚力、集思广益。”田夫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前海十年取得了很好成绩,应从三大视角看前海:一是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看,前海要肩负起历史使命,紧紧抓住新机遇,调整战略布局,通过开放创新,加速推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变革;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前海管理局本身作为法定机构,进行了大量改革探索,创造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强深港合作、粤港合作,推动大湾区建设;三是从高质量发展视角看,前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把引资、引智、引技、引财更好结合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真正形成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探索积累经验。他希望国家高端智库专家学者,通过前海样本,解剖前海“麻雀”,为国家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改革、更加高质量的发展出谋划策。

  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专家还赴微众银行、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前海党群服务中心、太子湾邮轮母港、华商林李黎律师事务所等,围绕前海深港合作、金融创新、法治创新、基层党建创新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研。

  专家观点

  关键词

  深港合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徐占忱:

  “前海应做香港融入内地发展的桥头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徐占忱认为,“前海模式”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探索路径值得学习。下一步,前海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做好香港融入内地发展的桥头堡,与香港相互学习最先进的标准。同时做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先行桥梁,率先推动大湾区内地9市的对接。

  徐占忱还表示,前海要发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枢纽作用,既立足自己优势,又要用好外部机遇。“香港是高端服务业聚集地,大湾区内地9市是制造业基地,前海应把这两个优势用起来,搭建平台,强链补链,形成中国的产业新优势和以我为主的亚洲产业链闭环。”徐占忱说。此外,前海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较快,而当下大国竞争焦点也集中在数字主权、数字安全、数字全球治理上,前海应探索形成自我立场和规则,参与全局治理和掌握话语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

  “前海应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说,前海依托深圳,内循环外循环都有很大优势,应研究利用香港作为内外循环连接的桥梁,在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当中抢占先机、形成经验。从内循环来说,深圳整体消费能力、消费基础设施、消费模式创新都很好,且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信息类产业非常强;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机构逐步增加,基础科研成果转换能力强,有一批创新能力非常强的企业;物流流通体系现代化、市场化程度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从外循环来看,深圳体制机制国际化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外贸、外资、对外投资在经济中占比大,外向型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外贸综合服务能力很强。如果把香港自由港的优势发挥好,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何建华:

  “前海应走‘去房地产化’创新发展之路”

  “与香港深度合作是前海的重要抓手与实现路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何建华认为,前海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大有作为,要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高度,释放深港合作的动能。

  产业合作上,既要与香港联手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物流、贸易、文旅业,吸引更多香港青年集聚创业,也要破除政策障碍,吸引更多香港精英,比如熟悉国际规则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等来前海发展。金融创新上,打造深港国际优质资本微循环新平台,与香港联手取得1+1>2的良性互动效应,携手打造世界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上,要成为深港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源。

  何建华直言,前海必须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尤其要注重在原创性技术、引领性创意设计以及国际化创新服务上下功夫,按照现代化分工、高科技支撑、大生产需求,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切实走出一条去房地产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院长特别助理李伟:

  “前海应以创新发展带动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能否与内地和深圳形成一体化发展,是未来能否继续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前海要为香港的繁荣提供自身可供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院长特别助理李伟说,近几年,前海把握先行先试优势,创新发展成果颇丰。建议高端智库对前海的创新做好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助力前海未来的发展。

  “未来前海的创新要以当前及未来国际环境作为创新发展大背景,跟上世界脚步,将自身创新发展与更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相结合,才会有更大市场。同时,要将提供公共产品作为全面创新的核心,才真正做到立足前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李伟说。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

  “前海未来发展机遇在于规则对接和制度创新”

  “前海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在于规则对接和制度创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说,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全面对接国际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明确了路径。

  “服务贸易是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新动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决定价值链提升的重要驱动力,很多制造业跨国公司都在进行服务化转型,以维护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也是前海未来聚焦制度创新和规则对接的重点。”张琦表示,聚焦于此需要注意两方面:一是要关注制度创新与市场需求、尤其是企业发展诉求相结合;二是要注重把前海的敢闯敢试和国家高水平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探索相结合。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各方关注与博弈的焦点。在经济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驱动贸易下,全球贸易呈现出去中心化等新趋势,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前海在相关领域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优势,要对标全球发展与经贸规则新趋势积极探索创新。”张琦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

  “前海制度环境应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延展作探索”

  “前海十年成就辉煌,而未来应带领全国走向国际第四代产业园区规划建设进程中。”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说,全球产业园区可分成四个代际,第一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上,建设水平仅为每平方公里5亿元人民币左右。第四代集中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打造能力,要达到每平方公里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发生着急剧变化,一个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尽快地建立起来,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前海无论是在金融业领域,还是科技支撑体系的打造、配套法制环境的探索,都应为未来向生产性服务业延展作出开拓和探索。”曲建认为,未来前海在制度创新上可进行一系列突破。

  比如,在投资管理领域可集中在“准入、准营和事中事后监管”三方面入手,包括探索互联网开放试点、扩大电信市场对外开放、探索开展医疗政策先行先试等,要在准入的同时准营。而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监管方案和机制不能与过去的行政管理方案一样,应采取“信息+信用+沙盒+披露”的公开管理方案进行重新设计等。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

  “赋予前海自贸港功能 解决制度创新集成性问题”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认为,前海管理局是全国第一个全面实施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的机构,坚持问题导向、行政效率高、制度创新具有操作性都是这一体制带来的优势特点,在全国法定机构里具有先行先试的意义,给南沙、海南、上海提供“前海模式”的启发和借鉴。

  对于未来前海发展,符正平建议,一是应从顶层设计层面,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园区,赋予前海一定的自由贸易港功能,根本上解决前海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性问题;二是治理机制上,从单一法定机构概念转变为法定机构群体概念。自由港治理机制的核心是法定机构,因为经济功能区的产业发展需要营造亲商的环境。目前,金融、海关等关系到自由港运作效率的核心部门属于中央的垂直管理部门,碎片化导致跨国企业感觉不方便。所以,法定机构的管理要进行大胆探索,按照自由港的模式来看,垂直中央事务管理部门如何放权、授权,形成法定机构群;三是要转变政府主导理念,自由港应是商人共同体,应培养商人的自觉意识、自治意识。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

  “前海在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应起引领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福军表示,前海在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应发挥两个层次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发挥榜样和示范力量;通过产业链、市场发展,引导全国其他地方高质量发展。

  具体包括:一是加大金融、数据流动、贸易自由等方面开放力度,为更高水平开放做好引领;二是针对我国当前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点,寻求突破,做好改革引领;三是继续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做好创新引领;四是着力服务大湾区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发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引领作用;五是通过输送服务和产品,引领全国其他地方参与全球化,甚至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兴华:

  “服务贸易的兴起将是前海重要的发展机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兴华说,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应在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领域直接对标国际一流湾区,超前布局创新发展。“消费升级是‘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兴服务业、新兴业态、新兴模式的发展必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随着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必将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有较大提升,这是前海重要的发展机遇。”

  常兴华说,前海应强化支柱产业的创新发展,逐步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服务业产业生态体系;同时不断探索更具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合作,包括相关国际会议、进出口贸易博览会等交流平台建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社会学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吕鹏:

  “前海应将外生动能转化为内生动能”

  “目前,前海以外生性发展为主,通过对外扩展走向全球。而要维持中长期发展,前海应思考如何将外生动能转化为内生动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社会学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吕鹏就此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在社会结构上,要通过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留住人才,解决因人口流动性过强导致人员生态不足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心态上,要解决好激励机制问题,满足服务对象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三是在社会治理上,鼓励和引导独具特色的企业投入到社会事业当中。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

  “前海应在扩大金融开放上有更大成就”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都快速增长。但在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型方面,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群众的金融需要相比,还有很多短板。前海是金融开放前沿阵地和金融改革高地,在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扩大金融开放方面有很多亮点,未来应会有更大成就。

  关键词

  党建引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翼:

  “前海党建引领下疫情防控模式具有示范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翼表示,前海的党建始于法定机构创新,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构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这一模式还应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

  “抗击疫情期间,前海自己划分治理网格,通过网格长和楼长建立的组织治理体系,建构了前海特色的疫情防控机制,对全国都具有示范效应。”张翼说,如果前海能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作用,在新发展阶段的示范意义会更显著。但他提醒,在长远决策上,要注意三点:一是人口红利在消退,地区之间人口竞争愈发激烈时,前海要提前谋划区域发展战略;二是要形成科技创新机制,深耕区域内可利用的高新研发部门,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创新链条,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发展点;三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中分配好蛋糕,扬长避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张翼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丁元竹:

  “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全面提高前海党建能力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丁元竹建议,一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对重大问题、重大形势进行研判,站在全球引领者角度去思考问题,搭建城市基层党建联动机制;二是要坚持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疫情有更长远的研判和相关预案;三是以社区党建平台为载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执行公共使命,引领改革开放,做好全国先行示范区;二是为所在领域服务对象提供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必须健全基层治理平台,通过搭建社区联席会议平台,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委会、物业企业、社会组织、群众性团体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逐步实现基层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丁元竹说。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张明杰:

  “前海‘两新’组织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张明杰说,从宏观来看,全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主要面临“功能定位、运作模式、有效覆盖”三方面问题,建议“两新”组织党建要避免“重建立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注重质量。

  前海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结合自身情况,以拓展融合型党建模式为核心,探索构建“1+6+9”党建工作体系,率先发布国内首个自贸区党的建设条例意见,率先提出并发布前海组织力指数指标体系,打造自贸试验区党建新模式,在“两新”组织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朱昔群:

  “全面开放条件下基层党建要防范形式主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朱昔群说,前海的党建特殊性在于全面开放条件下探索党建“前海模式”,前海要在进一步推进全面开放条件下的党建工作的过程中,特别防范走形式主义,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来推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

  “让党建赋能前海开发开放有四个途径”

  “前海拓展融合型党建解决了党建和经济社会活动两层皮的问题,前海党建引领与开发开放两手抓的关键是要让党建能够赋能前海的开发开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有四个赋能途径:一是理论赋能。前海的实践证明了理论是正确的,“前海模式”是行得通的;二是理想信念赋能,将红色文化引领和塑造前海文化,引领前海敢为天下先;三是组织赋能,不断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融合、机制融合、考核融合,充分运用党组织的优势,攻克前海开发开放面临的难题。例如通过建设党支部先锋堡垒,带动科技攻关、项目攻关等;最后是平台赋能。要加强党群服务中心的平台功能,以党建全面引领创业园区建设。